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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walk on the wa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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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uillet 这个时候，你选择相信谁
新疆暴乱,四个字就可以描述出发生了什么。但是究竟发生了什么？
内地的这类焦点事件也不少，石首、瓮安，也是从游行开始，此后一发不可收拾成为所谓的群体事件，纵火有之，群殴有之，但至少数日之后总能大致捋出一条前因后果的脉络来，多少能让普通人做个是非曲直的判断。 但为什么一触及到西藏新疆，事情就变得复杂？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如果是民族冲突这样的事件，外媒总是是中国网民骂做一团，指责外媒扭曲是非颠倒黑白，背后定然居心叵测忘我之心不死。但是换作内地的或全国性的事件时，网民的评论则一边倒向外媒。例如近期沸沸扬扬的绿坝风波，不知有多少网友的口水泼向CCTV,并拿着外媒的稿子跟新华社的和谐宣传稿对比，大骂国有媒体奴性不改。你只能相信那些以前咒骂外媒的人群都是喜欢绿坝的超级粉丝，否则只能用精神分裂来解释这种突变的反应。 在什么样的事件上，你选择相信谁？这是一个有趣的命题。 当下很多网络愤青选择相信了国营媒体。《金融时报》或路透社的一篇“见光”的中文报道都会引来骂声一片，其言辞之重复一致，让人恍若回到314之后到奥运火炬传递期间那段不堪的岁月。所谓见光，就是说外媒的中文网站一篇你可以正常点击链接打开页面而没有被屏蔽的稿子，也就意味着，这篇报道本身是通过了“相关部门”审核过关放行的。“上面”都觉得老百姓看看不至于心神荡漾的稿子，到了很多愤怒青年眼中就成一粒不得不揉出来的沙子——我国新一代愤青的纯洁度还真是高啊！ 为什么新一代愤青如今热衷于看外媒的网站，这是另一个关于真假五毛党的问题，暂且不谈。 为什么在民族冲突上“我们”会下意识的选择相信党的宣传机器，而在内地的事件中我们却对这些宣传机器弃之如敝呢？政治正确原则和爱国主义至上的原则覆盖了很多受众对真相的追寻。 从当政者的角度，一旦发生类似的事件，无论从宣传策略上还是从地方长官推托责任的角度，都会无一例外不把责任推向境外的某股势力，而从来不愿意承认自己做错了事情，甚至略微的反思都没有。 从大部分受众的角度，绝大部分人均属汉族，本身已感到政府的政策向少数民族倾斜，杀人偿命的古老法则对少数民族都不适用了，当然会下意识的认为政府的说辞有道理。洞察其中，可发现大部分内地人（汉族人）潜意识当中还是将自己与当地政府划为“我们”的一部分，有“我们”给“你们”的概念，而罔顾民族自治的原则——可悲的是，这种潜意识是对现实权力格局的真实映照。 另一方面，中国民众对分裂保持极高的负面观感。反分裂和统一作为一种政治正确的理念，近二十年来通过教育体系被强制灌输，成为一种社会集体意识。对这种意识的下意识维护，超越了民众对具体事件中真相的渴求，以暴制暴在这个政治教条中获得了社会合理性。这是民众对此类事件中的外部因素，哪怕是事后的外媒报道产生抵触情绪的根源。 这样一来就好解释为什么在内地的群体事件中，受众会抛弃官方媒体：往往这类事件中，“我们”是单纯的指一般民众，而相对的一方是政府。这时候官方媒体与民众属于对立的关系，但这种对立关系至多要求具体事件的解决，而不至于闹到要分裂国家的地步，于是民众当然会选择抛弃官方媒体，甚至转而相信外媒能报道真相。 所以说到底，外媒与国家媒体的公信力问题，跟某报或某电视台这样的品牌公信力，或跟某国媒体这样的国籍区别关系不大，决定的关键因素在公众在不同事件中对自我身份归属的划分。而在大部分情况下，中国的受访者对外媒记者持更开放的态度，已经是国内媒体圈内公开的事实。 而民众对媒体报道的激烈反应，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这个国家司法体系信用已经崩溃。民众将判断是非曲直追寻真相的责任转而完全寄托在媒体身上，也相信媒体的影响力足以扭转司法系统最后的审判。近期的几个案子，如邓玉姣案，也可悲的验证了司法据“民意”（其实就是包括网络在内的媒体体现出来的民意）判案的恶例。媒体承担了其不可承担之重，媒体与受众的关系必然走向不正常的扭曲。民意二字何其大又何其虚，哪路媒体堪当完整镜鉴？ 22 mai 关于国家的趣闻最近迷上了维基百科。它的中文版最近开禁了很多词条，让我对它所宣示的“自由的百科全书”的口号略微多了一些认同感。 我最近几乎坚持每天在维基百科上浏览三到四个小时，一般都是从它的页面上挑选一个有意思的词条，或者我在看书看电视以及想事情时需要查找具体解释的词条开始，然后就像打开一个套一个的盒子，在某个词条的解释里能发现好多新的让我感兴趣的词条，然后逐一打开……有点像一次没有太明确目标的探险，最后往往能够发现好多有意思的事实。 比如关于国家的趣闻。昨天看到的是关于微型国家的词条。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是？我一直以为是梵蒂冈，不过如果算是“私人国家”这一类，梵蒂冈、摩纳哥、安道尔、列支敦士登或者圣马力诺这些国家简直就可以被称为“庞然巨物”了——因为迄今为止最小的私人国家的面积仅仅只有61平方米。对，就是61平方米，还没有我目前居住的公寓的一半大。但是这个国家目前已经有200多个公民了，显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只是，也只能是旅居海外。 关于私人国家这个概念，基本上而言，就是某天你如果觉得不爽或者很爽，你就宣布你自己的房子独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你有幸还有几个邻居追随你，那么你的“国土面积”就会扩张大一些。61平方米的“亚特兰蒂斯特公国”的大公据说就是因为年少时的这个梦想才建国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过家家游戏也是能够玩得很有前途的。 很多人是不承认私人国家为国家的。但是这不妨碍这些国家的存在和运转，所谓五脏俱全，元首与世袭、选举或授勋、发行货币，等等，也是在非常严肃的进行。世界上最知名的私人国家“西兰公国”——本土位于英国不列颠本岛海外线外一处海底沙洲上的一艘沉船甲板上——在其40余年的历史中甚至发生过一起政变和反政变，以及一次武力反抗英国“入侵”的军事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那次政变由于主角是一位曾被任命为该国首相的德国公民，在政变被该国大公及王子一家挫败后，首相大人被控叛国罪而被拘押在该国本土，即沉船上，由此还引发了德国、荷兰（首相的追随者中有荷兰公民）与英国的一场外交纠纷，英国则以此前该国法庭的判决先例为由拒绝涉入此事件：那个法庭判决乃是针对若干年前西兰公国开火反抗一小股英国武装力量入侵的案子，法庭判决书称由于交火发生在英国管辖海域外，所以没有司法管辖权。 既然英国人懒得管，无奈之下的德国只有派了一个外交官亲自登上那艘破船，与西兰公国的王室谈判。西兰大公和他的家族显然很有政治头脑，他们借着德国人的台阶就下了，放了叛国的首相不说，还就此向国际社会宣称：德国向西兰公国派出外交官的行为意味着国际社会已经开始承认这个国家了。不过德国人后来也没有吱声。 看吧，国家再小，要运营起来也不容易。目前，西兰公国已经开通了与英国之间的邮路，由直升机负责传递邮件。据说英国在对待来自西兰国的邮件时，不是按照“邮资未付”的规定向收件方收费，而是按照正常国际邮件处理的，这就是说，英国邮政承认西兰国自己印发的邮票。 只是我觉得那艘沉船上既然没有几个人常住，用直升飞机传递传统邮件成本似乎太高了点——西兰大公，一位英国的退役军官，应该家境颇为殷实。实际上这个国家，就是那艘沉船，确实是他60年代花钱买下来的。大公的生意经也很能够与时俱进，他的家族最近的一笔生意是开了一家公司，据说业务是提供离岸数据汇成，说白了就是提供各种避税和逃避知识产权的盗版行为的“合法”渠道，简直是一本万利。这也是很多微型国家，以及不那么微型的国家的致富之道，无可厚非。 西兰公国不过是私人国家和微型国家中的佼佼者，但远远称不上最具戏剧性的代表。海螺共和国（位于美国佛罗里达）、“玫瑰共和国”、“萨热共和国”（位于法国边境）……每一国的历史都是一出绝佳的戏。在澳大利亚国土内有好几个这样的国家，其中一个就是由一个深受周边邻居崇敬的农场主大叔由于不满当局政策而建立的，他自己担任该国大公，尊英女王为元首，目前澳大利亚的很多旅游指南里都提到了这个国中国，该国的国民和澳大利亚的支持者都认为，大公是一个面对强权的政府时勇敢挑战的楷模。 6 mai 我的成人礼（2）人群每经过一个校园的大门，都会掀起一阵小小的骚动。路边的观看者中，同学会发现自己的同学，并且会挥手高呼对方的名字，队伍里的人则会挥手相应，于是新加入的人在此时会形成一阵小范围的波浪。而即便没有认识的人，属于这个学校的学生都会在自家的门前显得更为亢奋，更卖力的喊口号，更夸张的挥舞拳头。此前十余年来的集体主义教育在此刻充分发酵，把自身有意识的化为某个集体的代表，并为自己作为整个集体的代表出现在这一事件中而感到自我形象的崇高。每个人都无需经过一个集体里其他人的认可，而以个人身份自动具备该集体的代表性，这是我们的集体主义教育的核心价值所在，由此成为某些行动的驱动力来源。这样看来，我们的教育无疑是成功的。 当游行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一个大学的操场上。走在队伍前头的人发表了一通我听不见的讲话，之后隐约知道明天的计划是从大学区走出去，步行到市中心。我们都为明天的更宏伟的计划而激动，如果大学区里的游行就像是在自己家门前练习，那么大学生们明天是希望到政府的门前来个更正式的行动了。而且是步行，只是一种接近于自我折磨式的苦行方式，暗含着自我牺牲的求义决心，就算听起来，想一想，都觉得悲壮，并且必然能引起沿途更多人的关注和响应。我们应该呼吁更多的人爱我们的国家，当我们的国家受到伤害的时候，而且是莫名其妙的伤害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呢？ 第二天让我们自己感到有些羞愧的是，我们没能早起，错过了步行去市区的壮举。我们自我原谅之后，坐上巴士去了市中心。市中心的广场，如你所想，叫做人民广场。我们在接近广场的前一站下车，赶上了步行的大学生。这次他们显然比昨晚的行动更有准备，拉起了写有学校名称的大旗。行进的人群没有前晚壮观，后来才发现各个学校的行进路线不同。不过没有关系，最后大家都汇集在广场上了。 我和我的同学一度显得比较尴尬，因为按照学校行进的人群明显没有属于我们的旗帜。我们只是几个高中生，而且是即将高考的高三学生，我们在这个群体里属于少数的异类。不过，这种想法后来又转变为一种自豪感——集体主义就有这么伟大的感召力。于是我们借来几张白纸和毛笔，开始在广场边上写上自己学校的名字的条幅，以及一些“打倒”和“万岁”的标语。路人纷纷侧目，这让我们忘记自己的书法因为小时练习不勤而有多难看。 等游行的队伍陆续汇集到广场上以后，口号、歌声变得越来越整齐。不同的学校的人群逐渐各自汇拢坐到一起，而我和我的同学则茫然不知所措。我们几个人明显无法做成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口号声不时因为一个新的学校的队伍的抵达而掀起高潮，实际上，我更觉得那是一种欢呼。大家都拼命挥舞自己的学校的旗帜，整个广场有点像奥运会的开幕式。 无处可去的我们爬上广场的高处，多么秩序井然阿，甚至比奥运会入场式更加整齐。所有的学校都排成了方阵坐下来了。 我忘了他们当时在等待什么，后来也没有去留意他们到底等到了什么。我和我的同伴们像在迪斯尼乐园玩了一个月的孩子，对目前的态势感到有点乏味。我们回到学校，哪怕是星期天，也继续我们的高考复习。一切好像就戛然而止。甚至我们担心的早上翘课，老师们也一个字没有提起。我们也经常光顾学校对面的汉堡快餐店，哪怕这家台湾公司的产业在游行当晚险些被砸并被斥为美帝国主义文化的走狗。 两个月后，如其他所有的高三生一样，高考。几乎与此同时，我迎来了自己的18岁生日。 我的成人礼那年初夏，18未满。 1999年，全世界还在为新千年到底从明年还是后年算起而争论。每个有头有脸的国家或者城市的当政者都在积极推进一个或者数个迎接千禧年仪式的建筑，这是一种古老巫术社会传统和现代旅游业为目的的混合行为。在北京，他们修建起了一个放大号的日晷一样的建筑。 可是对中国来说，更伟大的转折已经在20年前开始，千禧年的概念与之相比，更像是一个媒体圈的狂欢节。对于出生于1980年之后的一代中国孩子而言，我们的出生一定层面上标志着某个黑暗时代的结束。至于那个黑暗时代的具体细节，我们不被鼓励去探寻究竟，而且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也没有兴趣去探寻。哪个孩子会在青春期的时候对父母祖父母的陈年不堪的往事感兴趣呢？ 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我们能感觉到。哪怕“新时代”这个词语在我们这个国家已经一再反复被滥用，历史被旗帜鲜明地割裂成若干个新时代的拼凑，一个新时代与下一个新时代之间的接缝，则被有意的夸大和宣扬，以表明当下这个新时代之“新”的唯一正确性。而在这个接缝之后诞生和成长的人，则很自然会认为世界一直是我们从记事开始时的那样。没有饥饿，没有纷争，并且明天必然且永远将比今天更美好。实际上，记事的年纪非常重要，因为大部分的纷争都在这个新时代的第十个年头被解决掉了，而那时我们也还不太能记事。隐约的，那也是个模糊的大件事，同样甚至更加不被鼓励去了解其细节。 于是，我们可以称1999年是新时代里的新时代的第十个年头。比起那些陈年的大事，这一年的初夏，我和我的同年级生一起即将迎来高考。这是一个决定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命运的夏天，至少我们被告知，这场考试就有这么重要。 这是高校扩招的第一年，此时，以及在此之前，虽然这个社会的上升机会已经远远比20年前丰富，但是接受高等教育，依然是晋升社会精英阶层的一个重要的牌照之一。若干年后，即便窘迫的高等教育资源依然会将半数的18岁孩子挡在校园之外，但急剧增加大学毕业生已经让整个社会难以为他们找到足够的工作岗位而头疼不已。可以预言的是，我们未来有一天会将1999年的高考认作是具有分水岭意义。在这之后，高等教育这个牌照不再具备精英的畸形标志意义，而回到教育本身的意义上。大学生这个金字招牌因为供给量的增加而被市场规律戏剧性的粉碎。 当然，1999年的我们是不可能预见到这一点的。高校扩招对所有的高中生以及他们的家庭来说，都是好消息。不过我自己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兴奋，上大学对于我来不是一个问题。虽然也曾为能否上更好的大学而略有担心，但是我也从来没有认定如果上不了北大或者复旦我的人生自此就会堕入悲惨的境地。5月份到来之前，我已经拒绝了通过保送进入南开大学哲学系的机会。我，也包括我的家人，与这个时代的大众一样，认为读哲学没什么前途。我们的判断都是精明的，而且是正确的，这荒谬属于这时代，而不属于我们。而我自己对于哲学的概念，这时依然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与它有着模糊关系的黑格尔身上，并且被这门最枯燥的功课倒尽了胃口。况且，我就读的重庆南开学校与南开大学在历史和文化上都一脉传承，让我完全没有兴趣继续在“同一所学校”呆四年时间。 五月初的重庆，热气已经开始从地面蒸腾起来。所有需要教授的课目都已经完结，这时进入了无休止的温习和记忆。这是一段枯燥的日子，而北约的导弹5月7日夜间意外精准的轰炸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为这段枯燥的日子增添了有趣的调料。 实际上，我和我的同学时在事发后过了十多个小时的《新闻联播》里得知的这一消息。在获知消息前的几分钟，正在街边的火锅店里吃火锅的我们已经听见外面的街道上不同寻常的呐喊喧嚣声。我们习惯性的以为这是本地球迷为了本城与邻城一场足球赛而上街助威。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它的呢？我们这个年纪，是猜不出还有其他什么理由能让警察容忍这么多人在大街上聚众高呼的。而当我们来到街边看到的和听到的，却是让我们“震撼”的大字标语、拥塞了整条街并如同泥石流一样缓慢流淌的人群，以及一些熟悉而陌生的口号，例如“打倒美帝国主义”。小餐馆老板随即打开的电视机播放的新闻，让我们确信这不是一个电视剧组的拍摄现场。 这是多大的一个惊喜阿！一瞬间，整个世界都变了一个样子。就像一直羡慕的邻居家孩子拥有玩具车的我们突然间也看到自己的枕头边放着一辆。多么容易的一次，我们只要挪动几步，站到街边，我们就与一个古老的，属于上上上个黑暗时代的场景，或是遥远而不可及的西方世界才有的场景融合到一起。仿佛格列佛掉进勒小人国，如同兵马俑复活于迪斯尼乐园。 我们的惊异，源于我们不再是懵懂无知的幼童了。我们的官方历史教育曾经无数次的暗示此前的无数个黑暗时代，街头的必然是正义的。与此同时，我们又清楚地知道在此时此地出现街头运动的可能性有多低。现实与意识形态间的矛盾与落差曾让我们不解，而矛盾与落差在这一刻戏剧性的调和，让我们能够感觉到，事情出现了变化。我们没有时间去追问背后的原因，而是在潜意识的驱动下，成为了其中的一分子。 游行，随着人潮，毫无目的的沿着街道前行。我们不知道谁在前方引导方向，只是随着周围的人高呼着各种口号，“万岁”和“打倒”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我们也唱歌，除了国歌和国际歌之外，基本上都是上个黑暗时代发源的歌曲。没人计较那些口号和歌曲的词是否跟当下的目的有关，行进和出现本身是最大的意义。你能感觉到周边有几个人在争抢领导者的风头，他们一般嗓门比较粗大，声音洪亮，脑子也转得快，能够快速的组织起一个上口的简短的口号，或者大部分人都会唱的调子激昂的歌曲。无疑，他们当中也有比较失败的，有的口号虽然内容更贴切，但是太长，或者不押韵，很快就会被人群所抛弃；对人们熟悉又能清楚地记得歌词的歌曲的判断也是一项考验，甚至是比想口号更高的考验。最终，国歌和国际歌成为最佳选择，工人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样的歌赢得了普遍的相应，社会主义好 偶尔也能掀起一个小高潮，让我们荡起双桨 也会得到提议，不过一般开头几句之后就会被一阵讪笑所打断而不得不放弃。 是的，没有人规定说不能笑。慢慢的，你就发现周围都是差不多年纪的人，而路旁观看的都是比我们年长的人。这是一个大学区，是在抗战时形成的，这里集中了这个城市80%的大学生和最好的几所中学。而一如你所知，大学里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有充沛的精力，他们的前20年好像就是为了迎接这个时刻的到来而在准备的。我必须承认自己在加入游行的队伍时，包括之后的若干年，都没有搞清楚过那天在贝尔格莱德到底发生过什么。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自认在做一件正义的事情，这件事情得到了警察少有的认可，他们主要站在路边像维护秩序，同时也像是看热闹。天黑之后，队伍已经壮大到拥堵了整个交通系统，车辆已经无法通行，唯一行进的车辆是电视台的转播车。记者们脖子上挂着相机倒退着随着人流，闪光四起，电视台的摄像机驾在车顶，补光灯刺眼的照耀着周围的人群。 看啊，我们站到了舞台的中央。 在路过南开的校门时，我看到我的班主任站在路边。跟大部分的观看人群一样，她的表情是复杂的。没有游行队伍里的义愤填膺，或者看热闹的惊奇感。她甚至有点焦虑，她本来就容易焦虑。她看见了我和另外的几个同学，于是急忙招手把我们叫到路边，人群如流水一样从我们身边淌过，她告诫我们不要参加这样的活动，不过她的口气不是老师命令式的，而是年长者的教诲与建议。我想她同样对当时的情况感到疑惑，她怀疑这是一个圈套，同时又不敢肯定是不是自己因为惊弓之鸟而显得过于敏感。显然，她这样的语气无法打消我们继续行进的兴奋。我们摆摆手，说没关系。于是她只能无力的添上一句“小心”，而目送我们再次融入到洪流中。 4 mai 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陈独秀《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 What do we mean by patriotism in the context of our times? I venture to suggest that what we mean is a sense of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 patriotism which is not short, frenzied outbursts of emotion, but the tranquil and steady dedication of a lifetime.
21 avril 复活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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