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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09 这个时候,你选择相信谁
新疆暴乱,四个字就可以描述出发生了什么。但是究竟发生了什么?
内地的这类焦点事件也不少,石首、瓮安,也是从游行开始,此后一发不可收拾成为所谓的群体事件,纵火有之,群殴有之,但至少数日之后总能大致捋出一条前因后果的脉络来,多少能让普通人做个是非曲直的判断。 但为什么一触及到西藏新疆,事情就变得复杂?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如果是民族冲突这样的事件,外媒总是是中国网民骂做一团,指责外媒扭曲是非颠倒黑白,背后定然居心叵测忘我之心不死。但是换作内地的或全国性的事件时,网民的评论则一边倒向外媒。例如近期沸沸扬扬的绿坝风波,不知有多少网友的口水泼向CCTV,并拿着外媒的稿子跟新华社的和谐宣传稿对比,大骂国有媒体奴性不改。你只能相信那些以前咒骂外媒的人群都是喜欢绿坝的超级粉丝,否则只能用精神分裂来解释这种突变的反应。 在什么样的事件上,你选择相信谁?这是一个有趣的命题。 当下很多网络愤青选择相信了国营媒体。《金融时报》或路透社的一篇“见光”的中文报道都会引来骂声一片,其言辞之重复一致,让人恍若回到314之后到奥运火炬传递期间那段不堪的岁月。所谓见光,就是说外媒的中文网站一篇你可以正常点击链接打开页面而没有被屏蔽的稿子,也就意味着,这篇报道本身是通过了“相关部门”审核过关放行的。“上面”都觉得老百姓看看不至于心神荡漾的稿子,到了很多愤怒青年眼中就成一粒不得不揉出来的沙子——我国新一代愤青的纯洁度还真是高啊! 为什么新一代愤青如今热衷于看外媒的网站,这是另一个关于真假五毛党的问题,暂且不谈。 为什么在民族冲突上“我们”会下意识的选择相信党的宣传机器,而在内地的事件中我们却对这些宣传机器弃之如敝呢?政治正确原则和爱国主义至上的原则覆盖了很多受众对真相的追寻。 从当政者的角度,一旦发生类似的事件,无论从宣传策略上还是从地方长官推托责任的角度,都会无一例外不把责任推向境外的某股势力,而从来不愿意承认自己做错了事情,甚至略微的反思都没有。 从大部分受众的角度,绝大部分人均属汉族,本身已感到政府的政策向少数民族倾斜,杀人偿命的古老法则对少数民族都不适用了,当然会下意识的认为政府的说辞有道理。洞察其中,可发现大部分内地人(汉族人)潜意识当中还是将自己与当地政府划为“我们”的一部分,有“我们”给“你们”的概念,而罔顾民族自治的原则——可悲的是,这种潜意识是对现实权力格局的真实映照。 另一方面,中国民众对分裂保持极高的负面观感。反分裂和统一作为一种政治正确的理念,近二十年来通过教育体系被强制灌输,成为一种社会集体意识。对这种意识的下意识维护,超越了民众对具体事件中真相的渴求,以暴制暴在这个政治教条中获得了社会合理性。这是民众对此类事件中的外部因素,哪怕是事后的外媒报道产生抵触情绪的根源。 这样一来就好解释为什么在内地的群体事件中,受众会抛弃官方媒体:往往这类事件中,“我们”是单纯的指一般民众,而相对的一方是政府。这时候官方媒体与民众属于对立的关系,但这种对立关系至多要求具体事件的解决,而不至于闹到要分裂国家的地步,于是民众当然会选择抛弃官方媒体,甚至转而相信外媒能报道真相。 所以说到底,外媒与国家媒体的公信力问题,跟某报或某电视台这样的品牌公信力,或跟某国媒体这样的国籍区别关系不大,决定的关键因素在公众在不同事件中对自我身份归属的划分。而在大部分情况下,中国的受访者对外媒记者持更开放的态度,已经是国内媒体圈内公开的事实。 而民众对媒体报道的激烈反应,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这个国家司法体系信用已经崩溃。民众将判断是非曲直追寻真相的责任转而完全寄托在媒体身上,也相信媒体的影响力足以扭转司法系统最后的审判。近期的几个案子,如邓玉姣案,也可悲的验证了司法据“民意”(其实就是包括网络在内的媒体体现出来的民意)判案的恶例。媒体承担了其不可承担之重,媒体与受众的关系必然走向不正常的扭曲。民意二字何其大又何其虚,哪路媒体堪当完整镜鉴? May 22 关于国家的趣闻最近迷上了维基百科。它的中文版最近开禁了很多词条,让我对它所宣示的“自由的百科全书”的口号略微多了一些认同感。 我最近几乎坚持每天在维基百科上浏览三到四个小时,一般都是从它的页面上挑选一个有意思的词条,或者我在看书看电视以及想事情时需要查找具体解释的词条开始,然后就像打开一个套一个的盒子,在某个词条的解释里能发现好多新的让我感兴趣的词条,然后逐一打开……有点像一次没有太明确目标的探险,最后往往能够发现好多有意思的事实。 比如关于国家的趣闻。昨天看到的是关于微型国家的词条。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是?我一直以为是梵蒂冈,不过如果算是“私人国家”这一类,梵蒂冈、摩纳哥、安道尔、列支敦士登或者圣马力诺这些国家简直就可以被称为“庞然巨物”了——因为迄今为止最小的私人国家的面积仅仅只有61平方米。对,就是61平方米,还没有我目前居住的公寓的一半大。但是这个国家目前已经有200多个公民了,显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只是,也只能是旅居海外。 关于私人国家这个概念,基本上而言,就是某天你如果觉得不爽或者很爽,你就宣布你自己的房子独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你有幸还有几个邻居追随你,那么你的“国土面积”就会扩张大一些。61平方米的“亚特兰蒂斯特公国”的大公据说就是因为年少时的这个梦想才建国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过家家游戏也是能够玩得很有前途的。 很多人是不承认私人国家为国家的。但是这不妨碍这些国家的存在和运转,所谓五脏俱全,元首与世袭、选举或授勋、发行货币,等等,也是在非常严肃的进行。世界上最知名的私人国家“西兰公国”——本土位于英国不列颠本岛海外线外一处海底沙洲上的一艘沉船甲板上——在其40余年的历史中甚至发生过一起政变和反政变,以及一次武力反抗英国“入侵”的军事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那次政变由于主角是一位曾被任命为该国首相的德国公民,在政变被该国大公及王子一家挫败后,首相大人被控叛国罪而被拘押在该国本土,即沉船上,由此还引发了德国、荷兰(首相的追随者中有荷兰公民)与英国的一场外交纠纷,英国则以此前该国法庭的判决先例为由拒绝涉入此事件:那个法庭判决乃是针对若干年前西兰公国开火反抗一小股英国武装力量入侵的案子,法庭判决书称由于交火发生在英国管辖海域外,所以没有司法管辖权。 既然英国人懒得管,无奈之下的德国只有派了一个外交官亲自登上那艘破船,与西兰公国的王室谈判。西兰大公和他的家族显然很有政治头脑,他们借着德国人的台阶就下了,放了叛国的首相不说,还就此向国际社会宣称:德国向西兰公国派出外交官的行为意味着国际社会已经开始承认这个国家了。不过德国人后来也没有吱声。 看吧,国家再小,要运营起来也不容易。目前,西兰公国已经开通了与英国之间的邮路,由直升机负责传递邮件。据说英国在对待来自西兰国的邮件时,不是按照“邮资未付”的规定向收件方收费,而是按照正常国际邮件处理的,这就是说,英国邮政承认西兰国自己印发的邮票。 只是我觉得那艘沉船上既然没有几个人常住,用直升飞机传递传统邮件成本似乎太高了点——西兰大公,一位英国的退役军官,应该家境颇为殷实。实际上这个国家,就是那艘沉船,确实是他60年代花钱买下来的。大公的生意经也很能够与时俱进,他的家族最近的一笔生意是开了一家公司,据说业务是提供离岸数据汇成,说白了就是提供各种避税和逃避知识产权的盗版行为的“合法”渠道,简直是一本万利。这也是很多微型国家,以及不那么微型的国家的致富之道,无可厚非。 西兰公国不过是私人国家和微型国家中的佼佼者,但远远称不上最具戏剧性的代表。海螺共和国(位于美国佛罗里达)、“玫瑰共和国”、“萨热共和国”(位于法国边境)……每一国的历史都是一出绝佳的戏。在澳大利亚国土内有好几个这样的国家,其中一个就是由一个深受周边邻居崇敬的农场主大叔由于不满当局政策而建立的,他自己担任该国大公,尊英女王为元首,目前澳大利亚的很多旅游指南里都提到了这个国中国,该国的国民和澳大利亚的支持者都认为,大公是一个面对强权的政府时勇敢挑战的楷模。 May 06 我的成人礼(2)人群每经过一个校园的大门,都会掀起一阵小小的骚动。路边的观看者中,同学会发现自己的同学,并且会挥手高呼对方的名字,队伍里的人则会挥手相应,于是新加入的人在此时会形成一阵小范围的波浪。而即便没有认识的人,属于这个学校的学生都会在自家的门前显得更为亢奋,更卖力的喊口号,更夸张的挥舞拳头。此前十余年来的集体主义教育在此刻充分发酵,把自身有意识的化为某个集体的代表,并为自己作为整个集体的代表出现在这一事件中而感到自我形象的崇高。每个人都无需经过一个集体里其他人的认可,而以个人身份自动具备该集体的代表性,这是我们的集体主义教育的核心价值所在,由此成为某些行动的驱动力来源。这样看来,我们的教育无疑是成功的。 当游行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一个大学的操场上。走在队伍前头的人发表了一通我听不见的讲话,之后隐约知道明天的计划是从大学区走出去,步行到市中心。我们都为明天的更宏伟的计划而激动,如果大学区里的游行就像是在自己家门前练习,那么大学生们明天是希望到政府的门前来个更正式的行动了。而且是步行,只是一种接近于自我折磨式的苦行方式,暗含着自我牺牲的求义决心,就算听起来,想一想,都觉得悲壮,并且必然能引起沿途更多人的关注和响应。我们应该呼吁更多的人爱我们的国家,当我们的国家受到伤害的时候,而且是莫名其妙的伤害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呢? 第二天让我们自己感到有些羞愧的是,我们没能早起,错过了步行去市区的壮举。我们自我原谅之后,坐上巴士去了市中心。市中心的广场,如你所想,叫做人民广场。我们在接近广场的前一站下车,赶上了步行的大学生。这次他们显然比昨晚的行动更有准备,拉起了写有学校名称的大旗。行进的人群没有前晚壮观,后来才发现各个学校的行进路线不同。不过没有关系,最后大家都汇集在广场上了。 我和我的同学一度显得比较尴尬,因为按照学校行进的人群明显没有属于我们的旗帜。我们只是几个高中生,而且是即将高考的高三学生,我们在这个群体里属于少数的异类。不过,这种想法后来又转变为一种自豪感——集体主义就有这么伟大的感召力。于是我们借来几张白纸和毛笔,开始在广场边上写上自己学校的名字的条幅,以及一些“打倒”和“万岁”的标语。路人纷纷侧目,这让我们忘记自己的书法因为小时练习不勤而有多难看。 等游行的队伍陆续汇集到广场上以后,口号、歌声变得越来越整齐。不同的学校的人群逐渐各自汇拢坐到一起,而我和我的同学则茫然不知所措。我们几个人明显无法做成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口号声不时因为一个新的学校的队伍的抵达而掀起高潮,实际上,我更觉得那是一种欢呼。大家都拼命挥舞自己的学校的旗帜,整个广场有点像奥运会的开幕式。 无处可去的我们爬上广场的高处,多么秩序井然阿,甚至比奥运会入场式更加整齐。所有的学校都排成了方阵坐下来了。 我忘了他们当时在等待什么,后来也没有去留意他们到底等到了什么。我和我的同伴们像在迪斯尼乐园玩了一个月的孩子,对目前的态势感到有点乏味。我们回到学校,哪怕是星期天,也继续我们的高考复习。一切好像就戛然而止。甚至我们担心的早上翘课,老师们也一个字没有提起。我们也经常光顾学校对面的汉堡快餐店,哪怕这家台湾公司的产业在游行当晚险些被砸并被斥为美帝国主义文化的走狗。 两个月后,如其他所有的高三生一样,高考。几乎与此同时,我迎来了自己的18岁生日。 我的成人礼那年初夏,18未满。 1999年,全世界还在为新千年到底从明年还是后年算起而争论。每个有头有脸的国家或者城市的当政者都在积极推进一个或者数个迎接千禧年仪式的建筑,这是一种古老巫术社会传统和现代旅游业为目的的混合行为。在北京,他们修建起了一个放大号的日晷一样的建筑。 可是对中国来说,更伟大的转折已经在20年前开始,千禧年的概念与之相比,更像是一个媒体圈的狂欢节。对于出生于1980年之后的一代中国孩子而言,我们的出生一定层面上标志着某个黑暗时代的结束。至于那个黑暗时代的具体细节,我们不被鼓励去探寻究竟,而且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也没有兴趣去探寻。哪个孩子会在青春期的时候对父母祖父母的陈年不堪的往事感兴趣呢? 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我们能感觉到。哪怕“新时代”这个词语在我们这个国家已经一再反复被滥用,历史被旗帜鲜明地割裂成若干个新时代的拼凑,一个新时代与下一个新时代之间的接缝,则被有意的夸大和宣扬,以表明当下这个新时代之“新”的唯一正确性。而在这个接缝之后诞生和成长的人,则很自然会认为世界一直是我们从记事开始时的那样。没有饥饿,没有纷争,并且明天必然且永远将比今天更美好。实际上,记事的年纪非常重要,因为大部分的纷争都在这个新时代的第十个年头被解决掉了,而那时我们也还不太能记事。隐约的,那也是个模糊的大件事,同样甚至更加不被鼓励去了解其细节。 于是,我们可以称1999年是新时代里的新时代的第十个年头。比起那些陈年的大事,这一年的初夏,我和我的同年级生一起即将迎来高考。这是一个决定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命运的夏天,至少我们被告知,这场考试就有这么重要。 这是高校扩招的第一年,此时,以及在此之前,虽然这个社会的上升机会已经远远比20年前丰富,但是接受高等教育,依然是晋升社会精英阶层的一个重要的牌照之一。若干年后,即便窘迫的高等教育资源依然会将半数的18岁孩子挡在校园之外,但急剧增加大学毕业生已经让整个社会难以为他们找到足够的工作岗位而头疼不已。可以预言的是,我们未来有一天会将1999年的高考认作是具有分水岭意义。在这之后,高等教育这个牌照不再具备精英的畸形标志意义,而回到教育本身的意义上。大学生这个金字招牌因为供给量的增加而被市场规律戏剧性的粉碎。 当然,1999年的我们是不可能预见到这一点的。高校扩招对所有的高中生以及他们的家庭来说,都是好消息。不过我自己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兴奋,上大学对于我来不是一个问题。虽然也曾为能否上更好的大学而略有担心,但是我也从来没有认定如果上不了北大或者复旦我的人生自此就会堕入悲惨的境地。5月份到来之前,我已经拒绝了通过保送进入南开大学哲学系的机会。我,也包括我的家人,与这个时代的大众一样,认为读哲学没什么前途。我们的判断都是精明的,而且是正确的,这荒谬属于这时代,而不属于我们。而我自己对于哲学的概念,这时依然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与它有着模糊关系的黑格尔身上,并且被这门最枯燥的功课倒尽了胃口。况且,我就读的重庆南开学校与南开大学在历史和文化上都一脉传承,让我完全没有兴趣继续在“同一所学校”呆四年时间。 五月初的重庆,热气已经开始从地面蒸腾起来。所有需要教授的课目都已经完结,这时进入了无休止的温习和记忆。这是一段枯燥的日子,而北约的导弹5月7日夜间意外精准的轰炸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为这段枯燥的日子增添了有趣的调料。 实际上,我和我的同学时在事发后过了十多个小时的《新闻联播》里得知的这一消息。在获知消息前的几分钟,正在街边的火锅店里吃火锅的我们已经听见外面的街道上不同寻常的呐喊喧嚣声。我们习惯性的以为这是本地球迷为了本城与邻城一场足球赛而上街助威。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它的呢?我们这个年纪,是猜不出还有其他什么理由能让警察容忍这么多人在大街上聚众高呼的。而当我们来到街边看到的和听到的,却是让我们“震撼”的大字标语、拥塞了整条街并如同泥石流一样缓慢流淌的人群,以及一些熟悉而陌生的口号,例如“打倒美帝国主义”。小餐馆老板随即打开的电视机播放的新闻,让我们确信这不是一个电视剧组的拍摄现场。 这是多大的一个惊喜阿!一瞬间,整个世界都变了一个样子。就像一直羡慕的邻居家孩子拥有玩具车的我们突然间也看到自己的枕头边放着一辆。多么容易的一次,我们只要挪动几步,站到街边,我们就与一个古老的,属于上上上个黑暗时代的场景,或是遥远而不可及的西方世界才有的场景融合到一起。仿佛格列佛掉进勒小人国,如同兵马俑复活于迪斯尼乐园。 我们的惊异,源于我们不再是懵懂无知的幼童了。我们的官方历史教育曾经无数次的暗示此前的无数个黑暗时代,街头的必然是正义的。与此同时,我们又清楚地知道在此时此地出现街头运动的可能性有多低。现实与意识形态间的矛盾与落差曾让我们不解,而矛盾与落差在这一刻戏剧性的调和,让我们能够感觉到,事情出现了变化。我们没有时间去追问背后的原因,而是在潜意识的驱动下,成为了其中的一分子。 游行,随着人潮,毫无目的的沿着街道前行。我们不知道谁在前方引导方向,只是随着周围的人高呼着各种口号,“万岁”和“打倒”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我们也唱歌,除了国歌和国际歌之外,基本上都是上个黑暗时代发源的歌曲。没人计较那些口号和歌曲的词是否跟当下的目的有关,行进和出现本身是最大的意义。你能感觉到周边有几个人在争抢领导者的风头,他们一般嗓门比较粗大,声音洪亮,脑子也转得快,能够快速的组织起一个上口的简短的口号,或者大部分人都会唱的调子激昂的歌曲。无疑,他们当中也有比较失败的,有的口号虽然内容更贴切,但是太长,或者不押韵,很快就会被人群所抛弃;对人们熟悉又能清楚地记得歌词的歌曲的判断也是一项考验,甚至是比想口号更高的考验。最终,国歌和国际歌成为最佳选择,工人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样的歌赢得了普遍的相应,社会主义好 偶尔也能掀起一个小高潮,让我们荡起双桨 也会得到提议,不过一般开头几句之后就会被一阵讪笑所打断而不得不放弃。 是的,没有人规定说不能笑。慢慢的,你就发现周围都是差不多年纪的人,而路旁观看的都是比我们年长的人。这是一个大学区,是在抗战时形成的,这里集中了这个城市80%的大学生和最好的几所中学。而一如你所知,大学里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有充沛的精力,他们的前20年好像就是为了迎接这个时刻的到来而在准备的。我必须承认自己在加入游行的队伍时,包括之后的若干年,都没有搞清楚过那天在贝尔格莱德到底发生过什么。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自认在做一件正义的事情,这件事情得到了警察少有的认可,他们主要站在路边像维护秩序,同时也像是看热闹。天黑之后,队伍已经壮大到拥堵了整个交通系统,车辆已经无法通行,唯一行进的车辆是电视台的转播车。记者们脖子上挂着相机倒退着随着人流,闪光四起,电视台的摄像机驾在车顶,补光灯刺眼的照耀着周围的人群。 看啊,我们站到了舞台的中央。 在路过南开的校门时,我看到我的班主任站在路边。跟大部分的观看人群一样,她的表情是复杂的。没有游行队伍里的义愤填膺,或者看热闹的惊奇感。她甚至有点焦虑,她本来就容易焦虑。她看见了我和另外的几个同学,于是急忙招手把我们叫到路边,人群如流水一样从我们身边淌过,她告诫我们不要参加这样的活动,不过她的口气不是老师命令式的,而是年长者的教诲与建议。我想她同样对当时的情况感到疑惑,她怀疑这是一个圈套,同时又不敢肯定是不是自己因为惊弓之鸟而显得过于敏感。显然,她这样的语气无法打消我们继续行进的兴奋。我们摆摆手,说没关系。于是她只能无力的添上一句“小心”,而目送我们再次融入到洪流中。 May 04 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陈独秀《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 What do we mean by patriotism in the context of our times? I venture to suggest that what we mean is a sense of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 patriotism which is not short, frenzied outbursts of emotion, but the tranquil and steady dedication of a lifetime.
April 21 复活的季节February 22 结尾February 20 碎片年纪越大,我们谈论的就越是接近于自己生活中的琐碎。我们不再那么热切的关心谈论那些于我们生活无关的或者遥远的话题,比如哲学、政治的前景,或者看似遥远的,比如死亡、生存的意义,一如我们不再年轻。 绝对不要买一件东西,当你穿戴上它的时候,身上其他所有的东西的价格总合都超不过它——从容永远比昂贵更重要。 我思考并为之准备了太多,关于死亡;但是现在,衰老比死亡更让我感到恐惧,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多愚蠢,对大多数人来说,衰老不是比死亡来的更早么? 到了北京之后,我发现,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形容故乡的天空,用小时语文课上学习的描绘天空的经典词语,没有一个适合贴切。北方的话语权。 邻座的女人带着婚戒,有些臃肥的手指被紧勒。是原本纤细的手指失去青春后让指环不再合适?还是原本就臃肿,指环的粗细从来都没有合适过?反正,婚姻不就是这样子的吗? 本来以为爱情里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又被一个自己不爱的人所爱;现在我发现有一种情况更麻烦,就是把这个三个人的循环变成两个人的时差。 January 07 广州偶见这个城市拥挤、肮脏,老城区塞满了丑陋的八十年代的水泥建筑,略有美感的建筑都保养不善。住在沙面岛上,殖民时期的老建筑群基本上都被水渍和空调压缩机包围。而那里已经被誉为广州最好的历史建筑群。 一下飞机就可以闻见市井的潮湿气味。卤味和叉烧奠定了这个城市的精神。 民间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但是建立在人际关系而非公共契约基础上的,一个熟人社会,而不是一个法治的城市。从市中心路边大量随意搭建、加高的私宅可以看到,私权有未受约束的张扬,而没有对公共权益的敬畏。但是从以往种种事件看来,私权的旺盛却屡屡与公权力攀结作为捷径。社会依然缺乏自我组织,一如这个国家的普遍状况。 经济可以在短期内爆发性增长,趋利的动机更接近人的动物本能。但公民社会的良好发育却需要个体对个人权利的节制、对公共契约的妥协(以此交换个体不能独立实现的更广泛利益),这恰恰是对动物本能的反动。这里是中国三十年前最早伸张个人权利的前线,但私权与民权被误读为个人利益和欲望的无节制扩张,直接的短期的利益驱动被当作解决社会问题的万能药方,所以这里会出现房价暴跌后购买者纷纷要求退房的现象。 公共空间的意识缺失。两天内不止一次遇见在安静的地方大声讲电话的本地人,一次是在领馆签证处,安静的大厅里有要求关闭手机铃声的提示,男子要打电话时也有工作人员提醒到门外讲电话,但是他显然不以为意。一次就在我此刻在的咖啡馆,这位先生大声电话,夹带大笑,一边走到我坐的沙发对面,将手中的矿泉水瓶子砸在茶几上,然后坐到我对面继续讲话,一边无意识的清理他鞋上的什么东西。咖啡厅里很空旷,但是他好像不介意非要跟我共用一个位置。半小时后,他离开,给我留下一个空的塑料瓶子。 服务业的水准,没的说,还是最好的。 媒体依旧是全国最活跃的,专业水准也是最高的,对本地事务和全国性事件的深入关注度都是其他城市难以望其项背的。但在经济危机下政府趁机加紧强化自身权力下,媒体越来越多有擦鞋的倾向。 治安没有传说的那样恐怖。但是把公共安全和犯罪问题归咎在“流动人口”难以管理身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政府态度。一方面,没有看到实际的统计数据证明外来人口(这个可笑的概念本身是没有办法统计的)的犯罪率比本地人口要高。哪怕退一步数而言,没有外来劳工,这个地方不可能实现今天的繁荣。从人口的频繁迁徙过程中实现了资本、劳动力的活跃,并享受因此带来的财富之后,警察部门和政府官员却翻脸不认人,将犯罪率强加给这个社会经济的根基上,公权力的傲慢与愚蠢根其它中国城市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贫富的悬殊、社会保障的匮乏和漏洞才是犯罪的根源,但是当地政府拒绝将在这个城市工作、生活、纳税的非户籍人口视为自己应为之服务的对象,长期用户籍人口作为行政和申报政绩的基础,并以此自欺和欺骗公众,才导致了犯罪率的高踞不下,并束手无策。 在广州我是个在广州生活过半年的“广州人”,但是广州领馆的漂亮MM看了一眼申报资料后,就立刻告诉我必须到北京去签证,“对不起,我们只接受广东居民的申请。” “可我是广东居民阿,看,我的户口,广州大道中289号……,还有我的身份证……”。 广州大道中,广州得不能再广州的地址了吧? 不行! “您在哪儿住,现在?” “北京” “在哪儿工作?” “北京……” MM咩着嘴笑,盯着我不说话。 我挺讨厌别人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礼节性沉默,尤其是我们亚洲人的脸孔不适合北欧人那种调调。 好吧。这就算了,完了她又加上一句:“您看你还有北京的暂住证呢,何必舍近求远呢?”然后是一个标准笑脸,七颗牙齿那种。 “别跟我提什么暂住证,一提我就来气……”我一边把几十页的签证申请资料往袋子里装,一边心里默默唧唧。收拾好了,我还是得跟她抱怨两句我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我看你们网站上注明的,广东居民一定要到广州领馆来的,所以……” MM有些不耐烦,笑容里有点包不住,“对啊,广东居民就是要居住在广东的。”后半句就没继续说了,她按下按钮,“请1089号到3号窗口”。 我想,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文化冲突? “居民”的概念被瑞士人正本清源,打回了“在哪里居住就是那里的居民”的原形。可是在中国,“居民”可不该这样的解释。我们有个像随身的精灵(参照电影《黄金罗盘》)的东西叫做“户口”,这上面的地址决定了你是哪里的居民,不管你在哪里居住。在所有个人“护身符”中它虽然只有一张纸,材质是最低端的,没有照片,信息是最少最模糊的,但它是绝对骨灰级的,朴素,就赋予它如同扫地僧那般给人的心理冲击力。 比身份证更“正”,比护照更“范儿”,更别提暂住证这样的不入流的东西了,KING OF ALL。从出生就有了,到死了未必销。很重要,但是未必有用,就比方老式家族里供的祖先神牌,一年搬出来一回就算不错了。真没用?没有也不行,你非要供着它的。 到底有没有用呢?答案是有,不过很费解,怎么说呢?它本身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因为政府一直说这个东西很重要,而且老拿他给一般老百姓下套设槛,尤其是结婚生子上学买方,一辈子但凡算得上件大事的,政府都要用这个来卡着你。 所以没有了户口,也就是俗称黑户(应该告诉瑞士人,这绝对不是黑社会户口的简称),就会像清宫里丢了“宝贝”的公公那样,空落落的,没根没底了…… 简而言之,户口就是迁徙频繁人士的梦魇。 可这个世界上终究有人实在无法理解,重要的废品是一个什么概念,比如瑞士人,那也是值得理解的。他们对居民的朴素理解而且还是值得我羡慕的,按他们的说法,我就算是北京居民了,结婚生子买房上学出国旅行都不用满天的飞来飞去,“舍近求远”了。 想得美。 哪怕我在北京纳税已经五年多了,(长安街上至少有一块地砖是用我的税金铺就得),能说一口以假乱真骗过郊区来的出租车司机的京片子,也不会有人承认我是“居民”。顶多,我就算是个“暂住民”,需要到派出所交五块钱,跟办养狗证的北京狗主人们挤在一个窗口排队,办暂住证,每两年就得换一次,并且时不时要提防片儿警上门查房,早年还有送无证的到昌平挖沙的恐怖传说。无证不是无身份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是不管用的,哪怕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市政府公安局的同志们一到大日子就吼吼的要清查甚至赶走外来人员和流动人口,仿佛我们身上有暴力基因,每个人都具备随时爆发的犯罪潜力,或者就是我们都是致命传染病毒携带者,并随时准备报复社会。 每个地方的本地人都被警察叔叔灌输一个概念,就是“流窜作案分子“是多么恐怖,比本地户口的犯罪人士更恐怖。为什么这么恐怖呢,我想大概是因为他们没有本地户口,他们比起本地户口的居民来,是更喜欢旅行的人,而拥有本地户口的警察叔叔要到外地去抓犯人是很浪费纳税人的钱的。 鼓励人出行的旅游业,也勉强可以列入万恶之源top10了。但是因为户口的存在,旅游业是受益的,像我这样的外地人,已经不止一次为了户口,以及跟户口绑定的那些个事情,比如护照、签证、港澳通行证,特地飞回来了,如同祭祀一般的虔诚,如同朝拜一样小心,并如同一个善良的傻子一样被愚弄。 December 31 好青年,去延安08年的最后一天北京阳光灿烂。我在经过天安门的时候想起了延安。30年代的延安是什么样的,我尝试想象,是什么样的一种吸引力让民国各区的有志青年抛弃正统政府、自己的家庭和前途,而被磁吸而至? 可以肯定的是,那可不是像为谋更好的薪水或职位而跳槽那样容易决定——何况如今我觉得连跳槽都是件大事难作决断。 尝试这样类比一下:今天北京上海的大学生、金融街陆家嘴的白骨精,或是这长安街两侧一溜排开的政府各部大楼里的公务员,着了魔似的向往着、谈论着一个四面黄土草不生根鸟不拉屎交通闭塞的乡下土镇,就如同他们今日谈论新开张的某个购物中心、或是某部新上映的最热电影。三五几天的身边就消失掉一个大好青年,一打听都半夜搭了个拖拉机私奔般去了那地方,直到一天这种私奔成为一种潮流…… 可以想象吗?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是足够倒霉的一年了。我一向认为,过于失望原是因为过高的期望。不过当政的人全靠抬高这个期望值架着,所以也没什么好抱怨。但是年尾来了一场经济危机,问题据说很严重,一度让办公室传言“金融危机来了,k歌不用排队了”,当然后来被证明是毫无事实依据的自我安慰。在北京K歌依然需要排队。当然,决定这个国家命运的从来就不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或许县城里的KTV都倒闭了呢。不过政府一直在宣传为国争光就要把钱花光的合理性,开发商也喜出望外的的发现如今不买法国货和买房子被青年人同时并列为诸多种爱国行为的一种,K歌房老板或者翻身可期……anyway,总之事情在年末的时候变得有点混乱,很多爱与不爱的价值观似乎都在重新洗牌,只是人心惶惶之下,谁都不敢断言还能再打八圈。 所以在这种大势之下,对政治前景的焦虑变得既严重又难以确定是否真实。 三十年改革下来,本来是可以好好纪念一番的,可以上面迟迟不定调子,习惯了在政治议题上见风使舵(察言观色以明哲保身,曰政治家办报)的媒体总编们抓耳挠腮,最后决定安全至上,集体忆旧。螺蛳壳做道场,再大的声势也不过只配给蝼蚁送葬。但是整个社会在经济衰退的当口被媒体引导至集体往后翻旧帐忆苦思甜的氛围中——邓公当年说要往前看,三十年下来这句话都忘光了! 没忘光的人总是有的,年前西藏边患,年中黔甘骚乱,都是血淋淋尚未滴干。网络青年可以用骂几句CNN后继续考托福GRE、或者做一个俯卧撑幽自己一默,以为就算这一页翻过了,明天一定更美好。没这么简单呢。非典的时候就有人反问过了“谁说明天一定更美好”,有心人如今就看到明年的不安生。改革改革,摸石头摸了三十年,总该摸到最滑最大水最深还绕不过的那块石头了。民权不张,公权难限,贪弊四流,不明真相的骚乱窦生,连企业家的良心都大大地坏了,作假掺毒的都不是那么一小撮而是90%以上了……如何了得。 但是因为三十年经济奇迹如今像肥皂泡一样脆弱,警世恒言难免有惊弓之鸟的夸张成分。边患自古就有,新共和国以来更十年一大乱;骚动更不稀罕,不过往年信息不畅,地方官员封口有功而已。 倒是种种乱象之中,或许更便于我们想象延安。 那里虽然贫穷,但是据说官民齐心,GDP多少虽然不清楚,但收入大抵还不算悬殊。那里虽然偏僻闭塞,但据说言论自由通畅,思想源于西方。虽然是个山寨,却是一人一票搞选举。据说没有多少富豪,确有不少文豪;据说没多少人有豪宅有名车,但是就怕你没知识没理想。据说没有贪官没有开发商,却可以在前院舞会上和当政者共舞。据说,是多好的一个地方……事实后来证明,尤其是很后来证明,据说确实也是据说。 当下这时候,我确实可以想象延安了。但我敢说,到明年,延安依然将是据说的延安。激进的社会改革基本没有技术上的可能,更显然不是社会的共识—— 一如民主与宪政尚未成为民众的潜意识:“三十几岁的人了还是在谈民主”还是一句符合主流价值观的骂语,立宪一百年了还由御用文人在官方授意下公然嘲弄普世价值,“卖国贼”依然所向披靡,可以用作堵上异议之口的大抹布,这只能证明:基本上一百年来我们长进不多。那你就不能指望第一百零一年豁然开朗。 所以过新年的时候,让我们一起祈祷世界和平!这个愿望总落空,习惯就好了。 December 21 冬至 今日冬至。
一年将尽,年初宏愿一个未了,未免怅然;算计之事未必尽得,收之桑榆却有一些,总之是得失毫厘难计,草草,算了。
来年?
宏愿依旧,遂或不遂都无所谓。但求今朝酒,不消明日愁。青春转眼耋耄,虚也度实也度,三天半月人事俱非,惯了哀喜聚散,尔尔,还能怎样。
回家吃饺子。 August 11 宅后余生门前马路上,树下一方露出的土里,这两天不知为什么居然都突然栽满了花。一排看过去,好多品种,而且都在花期,却蔫得快死的样子——这类东西,在奥运结束后就会无人照顾,最后终会不知所踪的。
不知道为什么又会搞这些飞机出来糊人。只是觉得,作为动物,还是没有学会把植物也当作生命来看——花期时候的植物宛如分娩时的动物。
恩,我想起小学时候停课刷地板迎接卫生大检查。
三十年,有些东西果然是没有办法变。
宅了两天。出门透气。
下好大的雨,果然是立秋后了。
那些花儿还好,吸饱了水又活了似的。
今天为那些幼稚的,青涩的,
激愤的、呐喊的,
屹立的、颤抖的,
紧拥的、蜷缩的,
流血的,
哭泣的,
绝望的、失语的,
逝去的、幸存的,
重生的、永难摆脱的,
为所有逝去的,为所有苟且的,
为所有蛰伏的,为所有放弃的,
为所有仅有期望的,
为所有曾经的,
为所有正在的,为所有未来的 May 26 愤怒在哪里我已经厌倦了看救灾的新闻。
每天我们都看到很多充满希望的迹象,让我们乐观的以为自己在见证一场历史性的进步或者变革。但是,往往在乐观情绪冒出头的一秒钟后,又会被一连串的不容易发现但终被发现的事实打击。这个时代的这个国家,就在这样的期望与失望中行走着,让你时刻浸泡在希望与沮丧的自我矛盾中。 地震之后……
新闻报道的自由尺度打开了么?一开始大家是这样认为的。各家电视台24小时的直播,国内外记者在灾区畅通无阻,若干打破常规的“时政新闻”……是的,我们都感觉到久困笼中一朝释放的快感。 但是,整整15天,两周的时间…… 我们众志成城,我们争分夺秒,我们万众一心,我们悲情万丈,我们团结无比,我们无私奉献,我们舍己为人,我们永不放弃,我们一不怕难也不怕死; 我们丧弃已久的品德被重新搬出,我们曾经怀疑的精神被再次信仰; 我们歌颂进步,我们庆幸财富增长的同时应验了仓廪实知礼节的古训; 我们高唱人性,总理哭了电视主播哭了记者哭了军人哭了今天你哭了吗? 我们自由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而让我们突然自由,我们几乎就要忘记这是在报道一场悲剧; 整整两周,我们越来越被我们自己营造出来的悲情折磨温情陶醉以及毫无节制的滥情麻醉,直到一场悲剧又再次成功的胜利的不可避免地被描绘成一场感天动地的英雄传奇。 我问你们,媒体、记者、同胞,为什么,一场巨大的灾难之后,什么情感都在媒体上泛滥,单单看不到愤怒。 是真的没有愤怒么?不是。 军队和救援队伍都优先救援城市的受灾者,乡村的灾民的生命被漠视,他们也对着境外记者的镜头怒吼; 地方官员都跟在中央大员的脚步,一些基层的村镇处于无政府状态,开过的救援物资运输车拒绝向散户发放粮食和水,或者要求灾民提供身份证(!!!)来领取。只能喝臭水沟里的水的幸存者也为自己被愚弄和失去尊严而破口大骂; 灾区物资紧缺,各地支援输往重灾区却在半道被截留,救灾帐篷出现在成都市区高级住宅区的草坪上,救灾的食品和水被私人车辆整车拉往自家的商店倒卖,愤怒的民众与警察发生冲突,营私舞弊者还未见端晓,仗义执言的民众反倒被神速的定罪“诽谤”“袭警”。 周边的房子都安然,唯独学校的大楼塌成一堆瓦砾,下面埋葬了上千的学生,乡村和城镇因此失去了整整一代人和未来。哭到已经无泪的家长聚集在一起,拿着孩子的遗照,集体向政府要说法。失去孩子的母亲斥责教育局长…… 这些,在哪里?这些愤怒在哪里?这不是最真实的灾区么?这不是媒体应该呐喊的,为之振臂高呼,为之仗义执言的么?比起一千公升的眼泪,比起一千个小时的煽情,这一千个孩子的生命难道不能换来我们在自我滥情一千遍之后,追问一点什么? 一千个电视台的赞颂和煽情挽不会一个死去的生命,但是一个小时的追问可能避免未来更多生命因为“人祸”丧生。 中国的媒体,是你不敢?还是养成了习惯? 一个已经直播了两个星期的国家电视台,作为全国几亿受众最主要的信息来源,镜头都对准在有煽情意味的场景上。如果这不是一个专业的国家电视台的失准,就是有只无形的手依然卡在我们的喉咙上。这两个答案,无论哪一个都不能让人乐观。 这个国家电视台上每天都在不停的声泪俱下,死去和幸存的孩子被用来无数次地感动观众和报道者本身,但是如果报道不是为了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重演,而仅仅是为了感动谁谁谁本身,那么这样的所谓的新闻“开放”只会导致滥情和新闻感官消费的盛行。而这一次,所谓新闻开放的第一次,我们消费的是灾民的人生悲剧与尊严。 孩子别哭! 说得容易。 如果我们能以遇难的孩子的生命换来国家所有学校和公共建筑的坚固安全,如果我们能以幸存者的眼泪和愤怒换来建筑者监理者验收方政府官员司法系统的恪尽职守,让我们毫无节制的大哭一场也无妨。 但如果这个国家的媒体和政府连面对愤怒的勇气都没有,如果这个国家的公民连面对同胞的愤怒的勇气也没有,一切的滥情连同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就都和那些所谓的开放自由进步的屁话一起被地震废墟埋了去了吧。 要你何用? 以灾难的名义……看见:一个因为无法在三天国丧期间玩游戏的女子,在网上破口大骂灾区。她今天被警方逮捕。
我想知道:她犯了什么罪? 看见:重庆市一本旅游杂志因在图片中以女模特儿模仿汶川大地震灾民受苦情况,被当局勒令停刊。
我想知道:这份杂志的做法触犯了什么具体的法律? 让一份媒体停刊的标准是什么?
标准是谁来定的?
为什么没有审判就可以判它“死罪”?
名义:以灾难的名义,我们是不是可以为所欲为?
以悲伤的名义,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藐视法律?
以触犯众怒的名义,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以多数意志强暴程序?
以那些罹难的同胞的名义,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对另外的同胞滥用“道德正义”? 你为什么而捐款?忙碌的季节:
现在公关公司都很忙,他们非常着急的催发稿件,生怕捐款的公司捐款的消息第一时间没有被媒体报道出来。
前车之鉴: 捐的太少的公司成为大输家,名声彻底臭了。网上就出现大量“可口可乐没捐、摩托罗拉没有捐、外国公司都没捐……”之类的帖子。他们当中很多都捐了,错在没有大肆宣传。
比例: 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他们捐的太少。比如可以算一下外资银行的捐款和国内银行捐款的比例。
1个亿: 国内的公司同样也处在这样的境地下,王石的公司万科捐了200万以后,被彻底批倒批臭,还因为传说他的公司限制员工捐款的上限是10元人民币。今天他出来道歉,公司捐出了一个亿。
排行榜: 媒体铺天盖地都是捐款排行榜。一般都是富豪的捐款排行和大公司的捐款排行。
我的困惑:
1,做好事不留名的“传统美德"十天前还在被我们歌颂,今后我们还要不要继续保留这个“美德”?
2,200万和1亿,哪个数字代表更真诚的善意? 我只捐了500,按照理想的比例,我是不是不够善良?
那个理想的“黄金捐款比"是多少呢?什么时候悲悯和善意开始用数字来衡量了? 3,捐款是责任还是义务?舆论以正义的姿态”劫富济贫”般如同挤牙膏一样挤出来的善款,或者对赈灾确实有益,但是在善举中加入道德压迫,是不是也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大爱无疆,只对灾民还是对所有的人都有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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