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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uillet 这个时候,你选择相信谁
新疆暴乱,四个字就可以描述出发生了什么。但是究竟发生了什么?
内地的这类焦点事件也不少,石首、瓮安,也是从游行开始,此后一发不可收拾成为所谓的群体事件,纵火有之,群殴有之,但至少数日之后总能大致捋出一条前因后果的脉络来,多少能让普通人做个是非曲直的判断。 但为什么一触及到西藏新疆,事情就变得复杂?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如果是民族冲突这样的事件,外媒总是是中国网民骂做一团,指责外媒扭曲是非颠倒黑白,背后定然居心叵测忘我之心不死。但是换作内地的或全国性的事件时,网民的评论则一边倒向外媒。例如近期沸沸扬扬的绿坝风波,不知有多少网友的口水泼向CCTV,并拿着外媒的稿子跟新华社的和谐宣传稿对比,大骂国有媒体奴性不改。你只能相信那些以前咒骂外媒的人群都是喜欢绿坝的超级粉丝,否则只能用精神分裂来解释这种突变的反应。 在什么样的事件上,你选择相信谁?这是一个有趣的命题。 当下很多网络愤青选择相信了国营媒体。《金融时报》或路透社的一篇“见光”的中文报道都会引来骂声一片,其言辞之重复一致,让人恍若回到314之后到奥运火炬传递期间那段不堪的岁月。所谓见光,就是说外媒的中文网站一篇你可以正常点击链接打开页面而没有被屏蔽的稿子,也就意味着,这篇报道本身是通过了“相关部门”审核过关放行的。“上面”都觉得老百姓看看不至于心神荡漾的稿子,到了很多愤怒青年眼中就成一粒不得不揉出来的沙子——我国新一代愤青的纯洁度还真是高啊! 为什么新一代愤青如今热衷于看外媒的网站,这是另一个关于真假五毛党的问题,暂且不谈。 为什么在民族冲突上“我们”会下意识的选择相信党的宣传机器,而在内地的事件中我们却对这些宣传机器弃之如敝呢?政治正确原则和爱国主义至上的原则覆盖了很多受众对真相的追寻。 从当政者的角度,一旦发生类似的事件,无论从宣传策略上还是从地方长官推托责任的角度,都会无一例外不把责任推向境外的某股势力,而从来不愿意承认自己做错了事情,甚至略微的反思都没有。 从大部分受众的角度,绝大部分人均属汉族,本身已感到政府的政策向少数民族倾斜,杀人偿命的古老法则对少数民族都不适用了,当然会下意识的认为政府的说辞有道理。洞察其中,可发现大部分内地人(汉族人)潜意识当中还是将自己与当地政府划为“我们”的一部分,有“我们”给“你们”的概念,而罔顾民族自治的原则——可悲的是,这种潜意识是对现实权力格局的真实映照。 另一方面,中国民众对分裂保持极高的负面观感。反分裂和统一作为一种政治正确的理念,近二十年来通过教育体系被强制灌输,成为一种社会集体意识。对这种意识的下意识维护,超越了民众对具体事件中真相的渴求,以暴制暴在这个政治教条中获得了社会合理性。这是民众对此类事件中的外部因素,哪怕是事后的外媒报道产生抵触情绪的根源。 这样一来就好解释为什么在内地的群体事件中,受众会抛弃官方媒体:往往这类事件中,“我们”是单纯的指一般民众,而相对的一方是政府。这时候官方媒体与民众属于对立的关系,但这种对立关系至多要求具体事件的解决,而不至于闹到要分裂国家的地步,于是民众当然会选择抛弃官方媒体,甚至转而相信外媒能报道真相。 所以说到底,外媒与国家媒体的公信力问题,跟某报或某电视台这样的品牌公信力,或跟某国媒体这样的国籍区别关系不大,决定的关键因素在公众在不同事件中对自我身份归属的划分。而在大部分情况下,中国的受访者对外媒记者持更开放的态度,已经是国内媒体圈内公开的事实。 而民众对媒体报道的激烈反应,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这个国家司法体系信用已经崩溃。民众将判断是非曲直追寻真相的责任转而完全寄托在媒体身上,也相信媒体的影响力足以扭转司法系统最后的审判。近期的几个案子,如邓玉姣案,也可悲的验证了司法据“民意”(其实就是包括网络在内的媒体体现出来的民意)判案的恶例。媒体承担了其不可承担之重,媒体与受众的关系必然走向不正常的扭曲。民意二字何其大又何其虚,哪路媒体堪当完整镜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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